《我不是药神》大家都看过了。

这应该是近两年来拍得最好的国产片。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从现实中的主人公故事到国家医药体系的改革，不一而足。很欣慰我们的电影人终于拍出一部可以“改变国家”的电影，这种进步才是观众想要看到的。

这让我想到另一部片子。它和药神一样，讲的都是和医生有关的故事，也同样的发人深省。

它就是2003年的日剧：

《白色巨塔》。

这部电视剧在豆瓣上平均分9.5，跟权力的游戏一个档位。后来被翻拍过无数次，然而最经典的还是日本的这一版。

故事讲述了两个亦敌亦友的医学院同期生，一起进入日本最顶级的医院，最后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剧中的男主角财前五郎是一个医学天才，操刀过3000例手术无一失败，当上教授后一心抗击癌症，建立了癌症医疗中心。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狂妄自大，背信弃义，婚内出轨，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他靠着岳父的资助读完医学院，然后背地里包养情妇，又使尽手段排挤同行，踩着自己的老师上位，认为“医生就是靠患者的命赚钱”的人。

财前五郎

而另一名医生里见修二则恰好相反。他对名利无欲无求，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除此之外心无旁骛。也正因如此，他在医院里总是不受待见，成为一系列派系斗争下的牺牲品。

里见修二

详细的剧情就不赘述了，网上有资源。我只聊聊看完之后的感受。

把《白色巨塔》和《我不是药神》放在一起对比，是因为它们很像，讲的都是一个违反规则去救人的故事。

药神的男主角一开始是个药贩子，去印度**抗癌药然后运回国内。他违反的是国家的医药法规；

白色巨塔的男主角是个天才医生，有一身好技艺，却整天在医院想着怎么勾心斗角，谋权上位，把病人当做开拓自己事业前途的筹码。他违反的是医生的职业道德；

他们都没有伟光正的人物光环，性格缺点也很明显。可是，他们却都在救死扶伤。尽管这是触碰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救死扶伤。

这就带来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命题：

如果一件正确的事情，需要去做许多错误的事情才能完成。那么这个正确的事情是否依然正确？

换句话说，到底是结果正义重要，还是程序正义重要？

赞成结果正义的人，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做法。无论是药神还是白色巨塔，主角在过程中虽然使用了违反法律和道德的手段，但最后都拯救了数千人的生命。所以哪怕在过程中牺牲了少数人的利益甚至性命，这也是值得的。

赞成程序正义的人，认为如果达成结果的手段已经出错，那么无论最后是否救人，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正确。这也是一开始白色巨塔中里见医生的信念，他的过于理想化也让他成为弹幕里被骂地最惨的“道德婊”。

在《我不是药神》中，这个命题贯穿了全片，直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而在《白色巨塔》里，故事以男主角最终得癌症死亡结束。他日夜打造的癌症中心也化作阳光下白色的巨塔，静静诉说着他未能完成的理想。

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个无解的命题，因为它完全取决于你站在怎样的立场。

如果你是病人，一定希望自己得到救治，这无可厚非；可当你站在道德和法律的制定维护者来看，很可能救你一个人，会让更多的人无法获救。

拿药神来举例。网友@迷茫的90后 就解释过，目前中国的药企还不具备独立开发抗癌药的能力，因此只能依靠美国药监局（FDA）的数据库来进行研究。而美国药监局的数据基本上代表了全球新药的研发方向。中国一旦开放了仿制药市场，必然会损害专利药的利益，到时美国就会关闭所有的数据库，我们就真的是在黑暗中摸索了。而这，关乎的可能是未来更多人的生命。

所以仿制药的做法违反了规则秩序，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矛盾由此凸显。

此刻，凭借人类的智慧很难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来平衡两边。做出怎样的抉择，全凭我们内心的价值观信仰。

这不禁让我想到经常在社会新闻和电影里看到的情节：

一位妈妈偷走了餐厅的鸡腿，原因是自己的小孩生病吃不起饭。此时，你要说她是一个小偷，还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手术失败的医生让病人不幸丧命，可患者的病例却是宝贵的医学研究材料。此时，你是觉得人死了一切都没了，还是说他的牺牲对医学的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一名士兵被困敌营，他的妈妈只剩下这唯一的儿子。现在要派八名士兵去营救他，但很有可能这八个人在途中都会战死。此时，你若是指挥官会怎么做抉择？

当这些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很难再用善恶对错的二元价值观来做出评判。立场不同，考量的优先级必然不同。

上面这最后一个故事被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成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这部影片当年在国内上映时引发了巨大争论。人们的集中点在于：

为了救一个人最终牺牲掉六个人，到底值不值得？

《拯救大兵瑞恩》剧照

这同样是一个“为了做正确的事情，而采取了非正确的方法”。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影片的最后同样没有给出答案。但没有答案，不代表没有意义。

正因为这些看似无解的问题，才不断绞尽我们的脑汁，拷问我们的智慧，逼迫我们日以继夜地去寻找解决方案。它们就像人类文明的“哥德巴赫猜想”，不断提醒和督促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拯救大兵瑞恩》的故事原型，来自太平洋战争时期的“苏利文五兄弟战死”事件。后来这直接促成了“苏利文法案”的诞生，从此美国政府规定同一家族的同胞兄弟不能全上前线。

《我不是药神》里的原型人物陆勇 。现实中法官判定他购买未经批准的药物违反了法律，但他的行为并不是销售盈利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而这一事件，后来也间接促成了国内抗癌药的降价，甚至纳入医保。

这些就是意义。

对于国家规则的制订者而言，我们当然理解要站在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但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敬畏，不要让每一次牺牲都成为可有可无的浪费，而是让这个国家最聪明的“头脑”们能一点点去完善技术和制度，减少悲剧的发生。或许这，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

无论是不是违法，救人就是救人。但它不能成为值得提倡的举动，也不应流行开来，被大肆效仿。

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让我们冲破现实的条条框框，启迪我们去重新思考“规则”的合理性，修正“规则”的漏洞，最终让“规则”成为能更好服务大众的福祉，而不是枷锁。

《我不是药神》是一部好电影。它除了让人感动，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引发了社会大众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并且这个思考将会传承和延续下去，成为改革的契机与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电影的成功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上升到了一种人道主义关怀。

罗伯特麦基曾说过，好的故事是对生活的比喻。它不需要卖弄技巧，更不应该愚弄观众。我觉得还可以加一句，它还能启发我们思想的进步。

愿以后能多看到这样的电影。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