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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夏
今年8月，众多乐迷和音乐人翘首以盼的《乐队的夏天》第三季终于开播。从二手玫瑰、布衣、九连真人等老牌乐队，到虎啸春、柏林护士、橘子海等新生代力量，《乐夏3》共邀请27支风格迥异、自信热烈的乐队，并搭建了专业舞台，在录音棚内还原Live House的场景，让观众能够淋漓尽致地感受乐队带来的现场魅力。
四年前，低开高走《乐队的夏天》第一季，成为话题度和曝光率极高的音乐网综，让一众国内乐队和独立音乐人走进大众的视野，也让一部分年轻人走进Live House，触及到这类注重现场音乐体验的音乐空间场地。
从今年春天开始，在经历三年疫情黑天鹅事件后，各类音乐演出现场终于迎来“报复性消费”的年轻人。但在喧嚣的音乐市场的背面，不少Live House早已倒在市场复苏之前。作为小众独立音乐的孵育地的Live House真的能够迎来属于它的炙热夏天吗？
虽然从夏等到秋，但《乐夏3》可没有因此变成乐队的秋天，毕竟沸腾的音乐总是跟火辣的夏天更相配。在过去的这个夏天里，演唱会和音乐节是年轻人们重要的线下娱乐方式。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大型演唱会和音乐节演出约有506场，票房收入高达24.97亿元；其中二季度演出有428场，演出票房为22.31亿元，观众人数超482万人次。可以说，今年上半年大部分的演出，几乎都集中在第二季度。
然而在大家疯抢五月天、林俊杰、蔡依林等人气歌手的演唱会门票，又或是人流如潮地涌向各地的草莓、迷笛、麦田等音乐节时，曾被誉为乐队“出道摇篮”的Live House却面临着重重压力：关注度下降、巡演场次减少、票房下滑……
此前因为疫情停演期间，有大量的Live House关门倒闭或处于倒闭的边缘。甚至有数据显示全国Live House倒闭率高达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一处于倒闭边缘。今年音乐市场的火爆似乎让大家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实际上，依然有不少苦苦坚持的Live House倒在了看似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当下。
首当其冲的是位于二、三线城市，坚持服务独立音乐的民营LiveHouse。今年2月，江苏铜陵的动静Live House发文告别。随后，景德镇文艺复兴乐队同名Live House也在7月宣告正式停业。这间开业已有11年之久的Live House在告别的微信推文中写道，“决定让我们关门的原因有很多；和其他场地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们同时又是一支乐队，我们能体谅Live House经营的不容易，也能感受做原创乐队的艰难；我们看到很多乐队巡演走不动，也看到很多场地方负债经营，这一切到底如何解决。”
景德镇文艺复兴Live House提到的经营难点包括房租成本、设备升级费用、人员技术等。其中，因为房租成本和选址等问题，景德镇文艺复兴在十一年内曾搬过七次家。毫无疑问，场地租金问题是横亘于各大Live House主理人面前的一大难关。曾有不少知名的Live House由于无法承担高昂的场地租金而不得不选择搬迁、甚至关门停业。
上海育音堂的工作人员凡木告诉惊蛰研究所，上海的房租很贵，而育音堂旗下门店的地理位置通常都在交通便利的市区，因此每个月的房租可能是其他城市三、四个月甚至半年的租金，营业额仅仅能维持收支平衡。
除了硬成本过高，缺乏有足够票房号召力的演出内容也是制约Live House发展的重要原因。在某二线城市从事音乐经纪和厂牌运营的小年（化名）告诉惊蛰研究所，小城市的场地只能提供优惠、降低门槛来争取更多乐队前来巡演的可能，这里的场地租金虽然比大城市低，但乐队组织巡演有一定的差旅费用，票房压力也更大，因为这里的市场没有一线城市大。
“成本增高的同时，票房并没有增加，拼了命地解决了成本问题，乐队资源的问题又如何解决。能带动票房的乐队都去了音乐节，谁又会记得我们这种小地方的Live House”，景德镇文艺复兴的推文中曾这样写道。
基于对场地、音响设备方面的追求，有票房号召力的顶部乐队更愿意选择在千人级的大场地开巡演，无法反哺中小型的Live House场地；而腰部、尾部的乐队则基于成本问题和票房问题开不起巡演或者只能自掏腰包亏钱巡演。
今年6月，乐队鲸鱼马戏团宣布今年巡演之后无限期停止Live House巡演，他们在推文中提到“Live House的租金和前几年相比平均涨价5000-10000元，大家为了演出付出了很多，甚至于倒贴成本，但随着各方面因素的出现，这个缺口越来越大，我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另一边，在各地搞得如火如荼、甚至下沉至三四线城市的音乐节带来的虹吸效应也较为明显。大麦网数据显示，五一期间Live House的观演人次仅占线下演出观演人次的12%，更多年轻人涌向了热闹的音乐节或大型演出。
育音堂工作人员凡木表示，全国遍地开花的音乐节其实减弱了普通乐迷去Live House看演出的兴趣，如果去个音乐节能看到十几个乐队的演出，很多观众宁愿把钱花在音乐节上，而不是去看单场的Live House演出。
小年表示现在音乐节的票价越来越低，对于除乐队唯粉外的观众来说，参加音乐节更划算，而且“以前去Live House是很酷的，但现在也不酷了。”在惊蛰研究所问到是在什么时候Live House变得不酷了，他回答说“在所有人都去过的时候，Live House就变得不酷了”。
不过，广州声音共和Live House主理人拉家渡有着不一样的看法，“音乐节是消费，Live House是推广，使命并不相同。优秀的音乐节会虹吸糟糕的音乐节，但和好的Live House是朋友，两者都有做音乐的本心。”
什么是Live House？最早的Live House文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日本等地。不同于体育场能够容纳数万名观众，Live House小则只能容纳一两百名观众，比较大型的也只能容纳两三千人，但配以高质量的专业音响设备和舞台灯光，能够为乐迷带来更近距离以及和具备一定专业水准的舞台表演。它与现在的商业酒吧、夜店最大的区别就是将“live music”，也就是现场音乐放在首位。
国内的Live House起步相对来说要晚一些。伴随国内摇滚乐的萌芽和发展，北京先后出现了一些如无名高地、愚公移山等由酒吧转型成Live House的场地，直到2006年北京星光现场的出现，才有了国内第一家采用正规票代系统和文化公安报批系统的独立音乐场所。而且星光现场也打破当时固定的座位观演方式，采用了现在Live House观演最常见的站立式观演方式。
自2019年综艺《乐队的夏天》爆火后，Live House受到了大批年轻人的喜爱，并一度成为疫情时期音乐会和演唱会的“代餐”。市场数据显示，中国夜生活娱乐生活规模超5000亿，其中Live House占比6%，约为300亿。2021年，中国Live House票房收入同比增长488%，观看人次同比增长了326%，未来5年体量预计达2000亿。
今年以来，作为城市文旅和年轻人夜生活的一部分，Live House的经营正慢慢复苏，但正如上文所述，受大型演出的挤压以及各类运营成本的上涨，Live House的运营难度也在增大。
声音共和主理人拉家渡向惊蛰研究所表示，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觉得Live House的市场“很好”是幻觉，“不好”才是常态；国内Live House存在的经营问题，有的是因为交通不便，有的在于消防和报批不过关，还有的和场地自身给顾客带来的体验感不佳有关。
昔日，《乐队的夏天》的热播和出圈吸引了很多乐迷走进Live House，《说唱新世代》等说唱类网综也让大量嘻哈迷走进Live House，那么《乐夏3》的开播能为目前稍显疲软的Live House市场带来刺激吗？
在育音堂工作人员凡木看来，《乐夏3》这样的综艺节目，更多的只是帮助头部乐队出圈，没法带动整个市场。
首先，参加《乐夏》的乐队在节目播出后的专场或拼盘演出基本都会以千人场地为主，不太会选择中小型场地。其次，因为《乐夏》而开始接触Live House或摇滚音乐、独立音乐文化的大众大多是出于尝鲜和娱乐的心态，在平台流量的引导下，他们也只会冲着名气大或者网红的乐队演出去。而没有资本和流量支持的小乐队和新乐队，大部分永远无法得到市场的青睐和大众的认知，仍然只能在小场地原地踏步。
凡木认为，“《乐夏》本质上是一个电视节目，在一个搭建的摄影棚里，有精致的舞美效果，还有网上播出前的各种修音。这其实对现场演出进行了二次包装，但真实的Live House，特别是中小型Live House，场地条件和硬件效果都远远比不上节目中的效果。在中小型场地，更多的是注重人与人之间近距离、真实的互动，还有更深层次的独立音乐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只有真正的Live House，特别是中小型场地，才是一个城市真正培养独立乐迷的场所。”
音乐从业者小年则告诉惊蛰研究所，“《乐夏》等热门网综确实为Live House带来了不少流量和热度，但它也让玩乐队这件事变得比以前更复杂了。除了创作，现在还有很多东西不得不考虑。现在的市场是经验市场，是剩下的人会听取大部分人的推荐去做选择，所以有时营销比创作本身更重要。”
从经营模式来看，目前国内Live House可以分为自主经营和连锁型。其中，连锁型如MAO Live House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数千万元Pre-A轮融资，最早在全国开启连锁经营，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九座城市实现连锁经营。又如摩登天空旗下的MODERN SKY Lab也在上海、重庆等多地有自己的线下演出空间。
自主经营型Live House大多拥有自己的城市特色或者主理人的个人风格，难以直接复制。而且大部分独立自营的Live House主理人是音乐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或是音乐爱好者。他们出自一腔热爱和热情而创立为独立音乐人服务、专注推广小众音乐的城市音乐空间。
不管是自主经营还是连锁运营，大多数Live House的主要营收来源是演出票房的分成，不过也有相当一部分Live House的营收主要靠吧台酒水或其他业务。目前，Live House和乐队之间的收入分配主要分为固定场地租金和票房分成两种。对于票房没什么把握的乐队来说，分票保底是他们必然的选择。然而对于场地方来说，如果一场演出只卖出几十张乃至十几张门票，吧台酒水消费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即使有保底，场地也是在亏钱做演出。
小鹿角智库发布《2022年中国Live House生存与发展调研》报告显示，从盈利的角度来看，超50%的Live House迄今仍未盈利，18%的Live House在运营第三年开始盈利，仅有少数Live House在成立的第一年就实现盈利。
去年2月，为了互帮互助，全国Live House老板们联合举办首届Live House行业论坛，讨论如何推动产品的健康发展。其中，Live House如何做好横向扩张做复合型运营，以及在产业链上下游做纵向扩张，提高场地方话语权是被讨论得比较多的内容。
横向方面，Live House可以在演出空间内尝试多元化经营，比如酒吧、咖啡、周边文创销售区等。像杭州酒球会在酒水和餐饮这一块的运营是比较好的。纵向方面，Live House可以切入到音乐厂牌、演出主办、音乐文旅业务等方面。像是北京的疆进酒、school等都有做自己的音乐厂牌，与音乐人或乐队签约合作。
提高场地的利用率也是增加场地坪效的好方法。深圳的HOU Live花了大力气地增加下午场和午夜场的活动和演出，呼吁有票房保证的乐队选择周中演出。广州的声音共和曾与出版机构、诗人合作举办包含诗歌、演出、展览等形式的诗歌市集活动。上海育音堂旗下的三个场地也会根据其经营风格，开展一些音乐主题歌单的活动、纪录片放映或是群众文化活动。
虽然发展的方向有很多，但中小型场地本就紧缺的人力是否能够支持发展太多外延型的业务也是需要斟酌的现实因素。
育音堂工作人员凡木向惊蛰研究所介绍道，上海的夜生活非常丰富，即使是工作日，每晚都有各种娱乐和文化艺术的活动，再加上目前也有许多资本支持的音乐餐厅或者酒吧进入Live House行业，舞台硬件设施不亚于甚至都超过大部分的Live House，能够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创音乐演出，Live House就失去了它的核心价值，所以我们的未来期望和发展方向，还是以音乐演出为主。
另外，声音共和的拉家渡向惊蛰研究所表示，“我们警惕多元化，只干自己最擅长的事，比如今年我们虽然多出了一个啤酒超市式酒吧，但根本上是为演出的前端后端服务”。声音共和的定位就是“青年文化聚集地，当代艺术发声场”，他所希望的是让声音共和像白云山一样在这个城市存在着就好。
今年是声音共和创立的两周年，也是育音堂成立的19周年。今年春天，北京老牌Live House疆进酒带着OMINI Space落地广州，杭州酒球会主理人王涤在广州佛山开出了千人规模的ALSO LIVE……不管如何，那些始终坚守着的、新生的Live House都在成为独立音乐的土壤，继续支撑着国内独立音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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