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当看到片头的“出品人”和“联合出品人”里有张一白、张嘉佳两位大师，硬糖君就觉得电影“稳了”。

国产青春爱情片的业界，还有比张一白更会把故事揉得稀碎、比张嘉佳更会制作PPT的导演吗？他们能投《后来的我们》，说明这部电影一定秉承了俩人的电影美学啊。

能够被《前任3》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人，应该也是可以被《后来的我们》弄得梨花带雨的：对于套路近乎相同，情怀营销如出一辙的爱情片，她们可以哭一次，就不在乎多来一万次。

几乎所有急剧成长的城市中都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美学真空地带：大量新观众来不及通过对艺术的漫长接触来培养成熟的判断力，对于他们来说，表层的、外在的、即时的刺激或煽情，才容易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很难想象这是傅谨在《20世纪中国戏剧史》中，对于上世纪初京剧面临的大众文化环境而做出的总结，它对当下青春片的主力观众其实也同样受用。

穿着光鲜的走近三四线城市的电影院，拉上三五闺蜜甚至挎着自己的男朋友，伴随着电影里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忽然想起那个早就在微信里被拉黑了八百年的前任，伴随着直白的主题曲，宣泄那些由“矫情、虚伪、怀旧、追悔”而催化出的眼泪。

情感共鸣和情感营销，是当下国产电影的关键词。它们瞄准了小镇青年的泪腺，酝酿出了《前任3》19亿4051万的票房，也催生了《后来的我们》的一系列破纪录的新玩法：

一轮情感营销刷新了猫眼“想看”史上最高，也制造了预售1.2亿的惊人成绩，让硬糖君都开始反省自己，太不懂电影、太不懂观众。

还好，《后来的我们》在首映当天由各大院线曝出大面积退票事件：利益相关方通过第三方购票平台以超高预售锁定排片，同时向观众制造虚假热度。一方面以一部亮点有限的中低成本爱情片拿到了五一档50%的排片，另一方面也吸引了跟风观众赶紧去看看这一票难求的好电影。

我很欣慰，硬糖君还没有太不懂这个世界，这片的热度确实有猫腻；我也很疑惑，硬糖君真的不懂你们互联网+电影圈，全新的注水锁场营销套路这么神奇了吗？

都这么神奇，还拍什么好电影啊，电影变成了一种真正可控的生意。大家就比谁的套路新颖，谁的资源给力好了，建议梁静茹的《勇气》也可以马上拍起来。

当《后来的我们》变成了《造假的我们》，本来就令人感到狡黠的“泪点营销”还伴随着金蝉脱壳的“退票魔法”，旧病不起的青春片市场几乎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从2013年的《致青春》到2018年的《后来的我们》，国产青春片大行其道的五年，是观众百折不挠的岁月：你刚逃过郭敬明的魔爪，又进入了张一白的地盘，好不容易等来刘若英，其实也只是一场旧瓶旧酒的幻局。

白日梦想，我们北漂

人有梦想是好的，但周冬雨老是对着北京喊话，是不是也挺“君子立长志，小人常立志”的尴尬？

小时候，硬糖君看着电视里那些到北上广打拼的小镇青年，在公交车上，在广场上，在自行车上，张开双手和太阳肩并肩的时候，总要激动的喊话：“北京！我马上就要发财啦！”

这时，一股油然而生的敬佩之情涌上心头。后来成年以后，当硬糖君再看到有人在电影里喊话的时候，就觉得这也太励（sha）志（bi）了吧？《后来的我们》对主人公的北漂生活展现的细腻程度，几乎要让人以为这是《北漂的我们》。不过在刘若英的手下，北漂也呈现出了光怪陆离之感：

首先就是没文凭的周冬雨，什么工作赚钱干什么，看起来挺正常的。但是男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都想结婚买房，最后总有各种原因吹掉。充分说明了爱（矮）笑（小）的女孩运气也有很差的时候。

接着是读完大学的井柏然，正经工作不找，要么在天桥下面兜售小泽玛利亚，要么就在电脑城里卖零件。最正式的工作要算游戏客服，结果一个没忍住骂了顾客，被人群殴了一顿。

井柏然觉得自己没本事，老冲周冬雨发脾气。周冬雨觉得井柏然太颓废，就离开他。而当两人分手后，井柏然一下子打满了鸡血，设计出了全城都在玩的爆款游戏，一下子从身无分无的小子逆袭成了游戏界的新星。

两人再次于飞机上相遇了，那叫一个想当年啊！已经有了老婆孩子的井柏然拉着周冬雨愉快地在雪地上奔跑，镜头来回地在回忆与现实之间任意切换，宛若意识流的小说一般无逻辑。

周冬雨不再颠沛流离，井柏然也不再怀才不遇。这说明男女主人公的八字不合，你瞧，分开之后经济条件都变好了。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多么努力，都只有寒窑漏风，白水煮面。只要不再一起，立刻男帅女靓，红酒言欢。

刘若英对整部电影节奏的掌控极为失控：120分钟的电影没有一场逻辑通顺的戏。北京与老家、过去与现实这两组镜头无序的切换，让故事发展散乱无章，情感的渲染也凝滞不前。你甚至不能说它是PPT，因为就连PPT也是要求每一页有主题和逻辑的。

除了怀念，一无所有

记得年初的《前任3》，于文文往方便面里掺了一个鸡蛋，韩庚从后面抱住她说：“以后不管挣多少钱，回家都要吃你的一碗面”。

三个月后的《后来的我们》，望着打游戏的井柏然，周冬雨说：“面，我给你剩了一半”，然后用勺子把从井柏然父亲家里带的酱，刮出最后一点放在碟子里，安静地说了分手便离开。

《前任3》里男主女浓情**时，商量以后不再一起了怎么办：于文文说吃芒果过敏而死，韩庚说那我就扮成至尊宝的样子说一遍我爱你。后来，于文文吃芒果全身过敏，韩庚被广场保安架走，俩人说散就散。

《后来的我们》里男女主耳鬓厮磨的时候，也思考了同样的问题：井柏然在开发游戏，说如果男主人公伊恩找不到凯莉的话，它的世界就会变成黑白的。后来，伊恩找到了凯莉，世界恢复了色彩，只是他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

两部电影的煽情点都是“前任”，实在是臭味相投。没有什么事物，能够对二三十岁的青年一击即中，除了大家都有的“前任”。这很容易叫人想起罗曼罗兰那段很著名的话：

“大部分人在二三十岁就死了，因为过了这个年龄，他们只是自己的影子，此后的余生则是在模仿自己中度过。日复一日，更机械，更装腔作势地重复他们有生之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所爱所恨。”

改革开放后，单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话语环境得到了极大的转变，直接导致了青年成长大环境的改变，再到进入新世纪面对着全球化的环境，社会已变得更为碎片化、更多地受到媒介的渗透，造成人们身份的不确定性，迷茫和压抑成为社会的情绪。

于是乎，近几年的青春电影中的理想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表现出来就是要么做着“白日梦”，把成功写的轻而易举；要么是青春“毫无梦想”可言，靠回味过去弥补对现实的空虚和迷惘，对青春理想的书写缺乏对抗社会的青春原始动力和勇气。

《后来的我们》就更厉害了，既有“白日梦”，也有“毫无梦想”。井柏然可以一夜暴富，看到前任再重温旧梦；周冬雨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北京人，不能说嫁得好不算梦想，只是感觉要“七分天注定”罢。

失去对方之后，两个人似乎已经被青春给埋葬了：周冬雨继续换着男友，旺着前任。井柏然听着妻子关于孩子上学的唠叨，心里想着不在身边的周冬雨。除了爱情，男女主似乎什么也怀念不了。而除了大哭一场之外，现实中的人们很难在自己的故事里哭了。

小镇青年，兵家必争

有人把《前任3》的成功，归结为小镇青年文化的胜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哭过笑过之后，推荐给身边的人。于是，不常走进电影院的三四线城市青年们被成功发动。

数据显示,《前任3》的观影人群中,来自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占比达47.4%, 是同档期影片中最高的，一线城市观众占比仅12.2%, 远低于国内影片的平均水平；另一方面, 年轻观众占比高，淘票票数据显示,《前任3》24 岁以下观众占比达68.9%。

我们还不知道《后来的我们》的票房构成如何，尽管造假事件已足够令人心塞。作为一个歌手跨界导演的作品，《后来的我们》的前期热度都靠着那一首《后来》。

它之所以能活生生地出现在观众面前，无非是一个可控的成本、一套不必大费周章的剧本，互相勾兑后能够产生不错的商业效益。因而，这样的爱情故事在市场里总有细分的受众，但也仅此而已。千万不要意外，《后来的我们》在全新套路和小镇青年鼎力相助下票房逆袭的奇迹。能把人骗哭，无论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小镇，倒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

只是这样一部“核算周到”的商业标准件，无疑令国产青春片“屋漏偏逢连夜雨”。

看剧本，《后来的我们》延续着国产青春片碎片化、幼齿化的风格，情节无逻辑，爱情靠口号。看人物，设定是固化的，表演则是僵化的。周冬雨胸小鬼大爱流浪，井柏然天马行空做游戏。除了老家、北京出租房几个镜头外，片中大部分探讨两性关系问题的场景都在航空公司安排的酒店。

从本质上看，它就是一些情感博主的鸡汤式段子与前任情怀相互勾兑的产品，硬糖君愿意称它们为10w+电影。有笑料但不够高级，有泪点但有强行煽情。电影感，不存在的。

硬糖君绝没有鄙视小镇青年的意思，近两年来，这个群体一边频频扛起电影的票房大旗，一边承受着“审美能力不足”的指责。为什么他们愿意花钱买票去看那些在专业人士看来简单粗暴的电影，并且看完之后觉得还不错？因为只要你仔细去购票网站上看评论，就会发现：电影烂是真的，他们的感动也是真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没有人会永远停留在新观众的阶段，观众会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成熟，这种成熟会反过来对艺术创作者形成倒逼——近两年国产青春片在一线城市的全面溃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的观众，成了看爱情片流不出眼泪的人，但原因却不在他们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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